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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網絡有兩個爆點：一是媒體爆出河北遷西縣老干部馬樹山因舉報縣委書記李貴富，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刑拘；一是中紀委宣傳紀錄片披露，遼寧三任公安廳廳長“前仆后繼”落馬。大量評論，多是譴責這些官員如何喪失理想信念，背棄初心使命；如何公器私用，權大于法。我當然贊成這些分析，卻并不滿足于此。我總覺得，這些官員走到這一步，還有一條重要原因許多評論未觸及，或者說不愿意觸及，這就是組織上賦予他們“疊加兼職”權力過大。

李貴富在遷西縣委書記任上出事，不可忽視的是，他還是在唐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、總工會主席的職務上出事；王大偉、李文喜、薛恒是在省公安廳廳長任上犯罪，不可忽視的是，三任廳長還是在省長助理、遼寧省副省長、省政協副主席職務上犯罪。也就是說，是“省長助理+公安廳長”“副省長+公安廳長”“政協副主席+公安廳長”的疊加身份，為他們 “犯事”“犯罪”提供了職務上的極大便利。

我并不一概反對上一級領導兼任下一級職務，而其前提應是這種兼職大多屬于臨時性的，過渡性的，短期性的。比如，縣、區委書記當選上一級市人民政府副市長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、政協副主席后，由于任免程序的原因，繼續掛職幾個月下一級職務可以理解；比如，省、市政府機關某一部門出現重大問題，領導班子處于癱瘓狀態，為扭轉局面，由副省長、副市長短暫兼其主要負責人是正常的；比如，為盡快改變貧困市、縣面貌，由上一級領導在一個時期內兼任其主要負責人可以理解。

然而，目前的狀態是兼職過泛、過隨。有些兼職明顯是照顧到官員“既有上一級的職級，又擁有下一級的實權”。看簡歷方知，李貴富是做過兩年唐山市副市長后，于2021年8月又做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，而任此職一年兩個月后，2022年10月卻莫名其妙兼起遷西縣委書記。可能正是李貴富有過去當過唐山市副市長的 “余威”，上有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之 “高權”，下執縣委書記之“重權”，才讓縣委辦聞風而動，公檢法一路綠燈，將本屬正當的舉報人非法刑拘。

2024年新年1月5日剛拿下的大老虎姜杰，可以說是這種 “高權”兼 “重權”的最新典型案例：2013年7月，時年47歲的姜杰由山東省東營市委書記升任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。2015年7月，在履職將近兩年后，姜杰卻兼起區交通運輸廳廳長的重擔。2016年1月，在榮升區黨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后，不知為何姜杰繼續兼任交通運輸廳廳長不放；更不可思議的是，2016年12月，在擔任自治區黨委常委、常務副主席后，姜杰仍然兼著交通運輸廳廳長半年時間。擁有疊加重權的姜杰，終于在西藏十年之后倒下。從中紀委給姜杰下的初步結論看，姜杰可謂五毒俱全。正是疊加的重權，讓這位也曾大講初心使命的能人，創造出了 “轟動世界屋脊”的腐敗。

我們現在已經看到，由地方負責人兼任發改委、公安、財政、交通等部門的負責人，顯露的弊端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大。特別是位高權重的公安部門由地方負責人兼職，更是腐敗的“最肥沃的土壤”。中紀律最近反腐宣傳片披露的“遼寧省三任公安廳長落馬”、“盤錦市三任公安局長落馬”，還有以前媒體披露的“大連市三任公安局長落馬”，“太原市三任公安局長落馬”，“南通市四任公安局長落馬”，“重慶市六任公安局長落馬”等等，細查發現，這些“前仆后繼”落馬的公安廳局長，大多是由地方黨委常委，或政府、人大、政協副職所兼。而且，其犯罪程度、受賄金額、對社會道德法制的破壞性，多與其擔任上級職務的時間“成正比”。 

以遼寧三任落馬廳長為例，薛恒擔任副省長兼任公安廳廳長兩年時間，其直接或間接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1.35億余元，這個數字已經很驚人了。但與擔任省長助理、省政協副主席兼省公安廳廳長5年多的李文喜相比，就“小巫見大巫”了。李文喜為他人在案件辦理和企業經營等事項上提供幫助，收受賄賂共計5.41億元。而擔任省長助理、副省長兼任省公安廳廳長長達10年的王大偉，與前者比更是登峰造極，其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高達5.55億元。

不知何時起，公安廳局長由地方副省長、副市長、副縣長兼任，已“達成共識”“成為標配”。這種主觀愿望是好的，但實際結果卻事與愿為。現在全國公安廳局長腐敗高發，貪污受賄紀錄不斷刷新，就已說明。我看到，有人2021年列出了一個48人的公安廳局長落馬的名單，2021年又有人列出了一個更長串的70人公安廳局長落馬名單，真是觸目驚心啊！公安廳局長落馬層出不窮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深究一下，這與公安廳局長本身權力極大，又有上一級權力的“加持”有極大關系。王大偉正因長期擔任遼寧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黨委書記、廳長，才能方便他“協調”公檢法機關，對應辦大案成功地化小、化了。忠旺集團因違法騙匯，一名副總被拘捕。其老總劉忠田擔心火燒到自己和公司，請托王大偉從輕處理，王副省長很快“協調”成功。從輕處理后，王大偉收到劉忠田4000萬人民幣和400美元的回報，裝滿22個紙箱的這筆巨額現金，竟將王副省長的商務車壓得上不了地庫的斜坡。而且，幾個月后，劉忠田又先后4次在澳門送上2億港元，這回的巨款肯定難以裝下王副省長的商務車了，如裝下篤定把車給壓扁了。

也許有人會說，副省長、副市長、副區長、副縣長等兼任公安廳局長，這是從重從快打擊各種犯罪的需要，這是對社會治安和社會穩定的重視。客觀地講，“上兼下”確實有這種作用。但不可否認它也有巨大的負作用。如果由一個正派、干凈，能夠抵制金錢、美女、好處誘惑的人“上兼下”，起到的當然是正作用。但是，“上兼下”的人在一定條件下是可能變化的。實際已有許多例子，有些“上兼下”的人起初也是正派、干凈的，隨著位高權重，在眾多圍獵者面前，在巨大誘惑面前，加上由于疊加權力難以監督，于是漸漸把持不住了，從而“喪失理想信念，背棄初心使命”。因而，當前反腐敗，對這種極易滋生腐敗的“疊加兼職”不能視而不見，應毫不猶豫地加以限制。

我以為，最好的限制辦法就是上面收權，下面放權，同級分權。“上級分權”，也就是公安廳局長不再由副省長、副市長、副區長、副縣長等兼任。公安機關屬強力部門，本身就手握重權，處于強勢地位，其負責人沒有上級兼職，照樣有協調權威。其次是“同級分權”，現在全國公安廳局長大多數是“黨委書記、廳局長一肩挑”，此仍權力過大，應實行雙首長制分權，以實現內部權力制衡。三是“下級分權”，公安廳局長最好不要分管機關的重權部門，尤其不能兼任本級機關部門和下級公安機關的負責人。分權之后，不敢說完全杜絕腐敗，但肯定會大大減少腐敗。

（作者：王仁山；來源：昆侖策網【作者來稿】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）